传染病防控与国际合作的新思维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曾　光

一、传染病的威胁依然存在

　　传染病流行没有国界，威胁全人类。历史上，鼠疫、流感大流行时，疫情就曾迅速传播到全球，造成数千万人死亡。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，传染病流行形势依然十分严峻，鼠疫、霍乱、流感、肺结核、血吸虫等老牌传染病仍在全世界流行，环境破坏、生态恶化等多种原因，又加速了新发传染病的不断出现，如艾滋病、疯牛病、SARS、禽流感等。近年来，H5N1禽流感病毒随着候鸟在全球的4个迁徙路线逐渐向世界蔓延，人间禽流感病例随之不断出现,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。同时，伴随着经济全球化、交通飞速发展，传染病跨国传播和流行更加便利，生物恐怖也已成为全人类的现实威胁。

　　传染病流行不仅直接危害人民健康和生命安全，对经济发展、社会安定和国家形象也会产生巨大影响，甚至引发社会危机，战争时更是直接危害到国家安全。因此，传染病防控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全和国家形象。在发生传染病流行危机时，一个国家是否有能力保护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，是否能有效地稳定社会和经济正常发展，不仅是对国家安全屏障的考验，也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。因此，尽快提高传染病防控能力符合国家的最高利益。

　　建国以来，我国的传染病防治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。但是，与我国经济、军事等领域的进步相比，我国传染病防控相对落后，并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。2003年，突发于我国的SARS疫情，使人民健康受到巨大威胁，经济蒙受严重损失，甚至导致了社会危机，教训沉重。危机期间，政治家们从后台走到前台，亲自指挥防控。胡锦涛总书记、温家宝总理、吴仪副总理等国家领导人认真听取专家建议，亲临卫生部门，发动和带领全国人民全力以赴防控SARS，一场危机最终才得以平息。令人欣慰的是，SARS危机也给中国薄弱的传染病防控和公共卫生带来转机，成为我国公共卫生发展的分水岭。正是从那时起，中国开始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传染病流行不仅危害健康，也会造成社会危机，严重损害经济发展和国家形象，公共卫生重新受到国家和社会应有的重视。然而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，加强我国传染病防治工作任重而道远。

　　二、传染病防控的国际合作有其特殊性

　　当今，和平发展与国际合作是国际关系的主旋律。与政治、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合作相比，传染病防控的国际合作具有特殊性，其表现为每个国家都会受惠于其他国家成功的传染病控制，反之也会受到其他国家传染病失控的威胁。虽然，在某些领域如烈性传染病毒(菌)株的保存、反生物武器等方面，不同国家间存在相互猜疑和戒备，但与传染病防控国际合作的大趋势相比毕竟是次要方面。

　　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合作是该领域国际合作最重要的组成部分。发展中国家处于国际防控传染病第一线，承受着全球绝大部分的传染病负担，每小时约有1500人死于传染病，防控任务艰巨而繁重。大多数新发传染病起源于发展中国家，如艾滋病起源于非洲，很快成为全球主要社会问题，发达国家也难以幸免。一方面，发展中国家由于传染病防控经费短缺，专业技术人员匮乏，国民素质差，受社会安定、自然灾害、交通和基础设施不完善等多方面影响，传染病防控能力相当薄弱，因此是国际合作中的受援对象。另一方面，发展中国家传染病防控的成果可直接使全球普遍受益，如1977年最后1例天花在索马里消灭后,世界各国不再受此威胁，人类无需再接种牛痘疫苗。因此，传染病防控效益具有国际外延性。

　　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传染病防控的援助，可以达到四个目的。其一，通过援助加强了双边关系,彰显了援助国的软实力，扩大了影响；其二，把本国的传染病防线推进到发展中

国家，通过援助直接了解最新动态，获得防控经验，通过实践维系和发展本国的防控能力；其三，便于得到最新病毒(细菌)株、基因资源等，为本国科研、经济甚至军事目的服务。其四，可以绕过本国伦理学壁垒，将一些在本国内难以开展的人体实验，如药物和疫苗的临床实验，在发展中国家的人群中进行。

　　传染病防控已成为全球范围内多边和双边国际合作最活跃的领域。联合国旗帜下的多个国际组织，如世界卫生组织(WHO)、联合国儿童基金会(UNICEF)、联合国艾滋病控制署(UNAIDS)、世界银行(WB)等机构，均积极主导或参与了全球传染病防治的多边合作。在双边国家关系中，传染病防治合作也经常处于优先的位置，甚至在政治、经济、军事利害相左的国家

间，也有可能进行传染病防治的双边合作。传染病防治亦是慈善事业赞助的重点领域，如盖茨基金会、福特基金会，均投入大量经费，用于支持发展中国家的传染病防治。

　　三、我国传染病防控的国际合作需要新思维

　　中国传染病防控的国际合作，需要有新思维。

　　首先，要对我国的传染病防控能力有清醒的定位。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，传染病防治是国泰民安的基础，应该像重视经济发展一样重视传染病防治。新中国成立以来，中国在传染病防治工作中取得的辉煌成就，有目共睹。但相对于政治、经济、军事领域的进步，中国在公共卫生方面的实力与我国的大国地位还相差较远。在政治上，中国毫无异议早被认为是世界大国。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，目前有些发达国家已经不愿承认中国是经济上的发展中国家。在军事上，甚至有人鼓吹“中国威胁论”。但在传染病防治方面，中国仍被国际社会认为是发展中国家，依然是国际合作中重要的受援国。其实这也有好的一面，为我们接受国际援助提供了便利。我们强大起来了，就可以在全球传染病防控中承担更多的责任。

　　第二，要认识到通报传染病疫情是国际合作的基础。在传染病防控上，我国经常受到指责的不是由于我们的强大威胁到了别人，而是因为存在其他国家关注的传染病问题。2005年，联合国通过了世界卫生组织修定的《国际卫生条例》，2007年6月15日起生效，成为了传染病信息沟通的全球性规范，新条例的一个重要变化是把过去只要求通报少数疾病，改为通报一切可能构成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。中国是世界卫生组织重要成员国，理应遵守该条约。不如实通报疫情就会丧失国际合作的机会。我国严格规定只有政府有关部门有权发布传染病疫情，这种制度的本身是为了更好地维护人民生命健康和社会的安定，决不容许把局部的、短期的经济利益凌驾于人民健康之上。当然，任何国家都有自身的保密事宜，传染病防控领域也不会例外。但是由于传染病在不断变化，人类早已熟知传染病的重要性，早已让位于新发传染病。此外，现代化信息手段已使得传染病疫情信息可以瞬间传遍全世界。因此，对于传染病的保密问题，也要有与时俱进的观念，要有公共卫生专家的参与，要实事求是地论证，不能循规守旧。否则盲目的封锁和保密疫情，没有以人为本，只能是一相情愿。既损害了国家形象，又影响了国际合作。

　　第三、传染病疫情和现场就是我们合作的“资源”。我国自然环境复杂，人口密度高，广大农村卫生基础设施差，传染病易爆发和流行，新发传染病也容易产生，但这同时也是国际合作的最重要资源，可以吸引国际合作者。在SARS流行时，除了多边组织外，美国、英国、法国、日本、德国、意大利等国家纷纷提供技术和经费资源，希望开展多边和双边合作。同经济、军事一样，美国在传染病防控方面也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，对中国的传染病疫情和现场很感兴趣。近年来，SARS疫情和禽流感疫情出现以后，中美两国首脑高度致力传染病防控合作，把传染病防控合作列为首要合作，两国卫生部长也迅速达成传染病合作谅解备忘录，启动了新发和再发传染病深入合作的工作机制，发展形势良好。由于资源的有限性和传染病流行的全球性，传染病防控的国际合作也同样存在竞争性，东南亚、非洲、南美等地区经济落后，传染病流行严重，在争取国际合作过程中，中国与这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存在着竞争。中国应以更积极的合作姿态，更加开放的方式，争取更多的国际合作机会，而不是被动等待。

　　第四、要有奉献和共赢的思想。我国在国际合作应该有气度、有胸怀，既要有奉献精神，又要以共赢为合作基础。有些特殊的传染病病原体应视为人类的共同资源，例如我国监测系统每年分离到的流感病毒株，均选送至世界卫生组织，成为为该组织提供流感疫苗组分的最重要国家之一，长期受到国际社会的好评。在双边合作上，也要理智看待付出与收益，既要维护国家对病毒(细菌)株资源、疫情信息和防治经验的权利，又要对根据互惠互利的原则，使合作者也得到利益。欢ㄒ鹌幌氲玫健⒉幌敫冻龅乃枷耄夂途玫绕渌煊蚝献?

一样，如果不让别人赚钱，别人就不可能与你进行合作，即使合作了，也不会长久。

　　总之，为了在较短的时间内缩短与发达国家传染病防控能力的差距，加强国际合作是必由之路!加强传染病防控能力是硬道理!只有将技术学到手，自己强大了，人民健康和国家安全才会有更可靠的保障。我们要充分利用有利的国际氛围，加强国际合作的意识，增加国际合作的领域，加快合作的脚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