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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新华网记者手记]:近距离感受“埃博拉”

2014-08-14

 “2003年中国‘非典’的时候,你在哪?”塞拉利昂驻加纳大使馆领事伊拉靠在办公椅椅背上看着我。

“我在北京,读大学。那时候学校管得很严,一般人绝对不允许外出。”我一边填着塞拉利昂签证申请表,一边回答。

12日下午4时许,我从加纳首都阿克拉登上肯尼亚航空KQ510航班,飞往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,寻找“埃博拉”的旅程就此开启。

航空业是最早对埃博拉疫情做出快速反应的行业之一。客机上座率约七成,头等舱全部空着,经济舱过道两边,每排各有三个座位,中间的座位十有八九是空着的。乘客们尽量隔开一个人的距离。我疲惫地睡着了,却不小心被呛着咳醒,前排的乘客回头瞅了我两眼,我迅速把咳嗽压下去。咳嗽本身并不是埃博拉出血热的症状,但唾液飞沫是病毒的有力载体。

坐在我附近的是尼日利亚商人易卜拉欣。

“听说你的国家现在已经有10例埃博拉确诊病例?”我问道。

“是的,政府正在努力,希望能控制住疫情。”他笑笑,又接着说,“我也希望如此。你从哪儿来?加纳?哦,目前来说那里还是个安全的地方。”

我从兜里掏出中国派往塞拉利昂的公共卫生专家组名单。资料显示,他们就应该在这趟KQ510航班上。几排开外坐着三个人,穿着白色短袖衬衫,胸前绣有五星红旗。标识太明显了,我走上前去。

“我们这次来的目的,是要协助使馆做好援助物资的分配,同时培训当地医务人员怎么使用这些物资。另外,也对使馆人员、中资企业人员、中国医疗队进行培训。”李振军对我说,最重要的是确保让援助物质尽快用到实处。李振军是此次赴塞拉利昂公共卫生专家组组长,其余两名医生郑建东和姜涛分别从事的是流行病学和病毒学的研究。

当地时间11日下午,中国援助塞拉利昂的紧急人道主义医疗物资抵达弗里敦,在机场工作的移民局官员穆罕默德也知道此事。

“你们中国人送来了物资,还派了专家过来,我们塞拉利昂人非常感激。”他对我笑着说。

我向他挥了挥手:“那我们也许应该握个手,不过你们现在还握手吗?”

穆罕默德哈哈一笑:“不握了,你懂的。”他想了想又补充了一句:“现在我们这好多了,埃博拉很快就会过去。”

在入关的地方,摆着两桶含氯的消毒水,乘客们必须洗手后方可进关。

下一关则是测量体温。两名护士穿着防护服,戴着手套,手持体温测量仪,在乘客的耳朵上记录下数据。窗户上贴着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放的抗击埃博拉宣传漫画,详细列明了埃博拉出血热的各种症状和发现后的应急措施。

中国援塞拉利昂医疗队队长王耀平到机场迎接三位专家。他心情很好,因为今天医疗队有个好消息,此前因接触埃博拉确诊病例而被隔离的一名队员,正式结束21天观察期,可以从房间里出来了。

“真的是松了一口气!今天晚上我们要好好吃一顿,庆祝他平安无事。”王耀平说。

在茫茫夜色里,摆渡船穿过汹涌浪涛,从机场码头驶向弗里敦市区。

从机场到码头再到市区,人们不再拥挤,而是时刻注意着保持距离。塞拉利昂人已经开始学着怎么去控制自己,去控制埃博拉。
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(摘编自新华网,记者林晓蔚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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