◇多病同防是疾控领域标志性策略创新，不仅是技术路线的调整，更是对有限公共卫生资源如何产生最大防控效能的回答

◇把主动预防转化为治理自觉，把多病同防转化为制度安排，把医防协同转化为体制突破，把新质生产力转化为体系能力，这“四个转化”落地之时，疾控体系就能实现现代化，为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筑牢坚实可靠的疾控防线

文 | 王健伟

刚刚召开的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，系统阐明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，是均衡普惠、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，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、疾病防控能力、医疗服务能力、医保支撑能力、医药创新能力、人才培养能力，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，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。

此前发布的《疾病预防控制“十五五”规划》（下称《规划》）提出，到2030年，基本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疾控体系。

对疾控系统而言，贯彻落实大会“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、源头性工作，夯实全民健康根基”“健全疾病防控体系，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”等要求，完成《规划》设置的既定目标，核心是锚定“预防为主”，以“四个转化”推动其从工作方针转化为“十五五”时期疾控体系现代化的制度安排、能力支撑和治理格局。

把主动预防转化为治理自觉

“十四五”时期疾控体系完成系统重塑，重塑后的考验，在于能不能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预防。

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预防转变，要求理念上的关口前移，也就是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，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。

疾控机构要改变“等疫情、报数据、做处置”的传统模式，向主动防控、主动预防转变，疾控工作要向前延伸到影响健康的环境因素、行为因素和社会因素，向后延伸到疾病发生后的早筛、早诊和规范管理。同时，把监测的灵敏度、研判的前瞻性、干预的及时性作为落实主动预防的基本要求。

预防为主、主动预防绝不只针对传染病。随着工业化、城镇化、人口老龄化发展和群众生产生活方式变化，居民慢性非传染性疾病负担愈发凸显，不合理膳食、缺乏运动、超重肥胖、心理精神障碍等已成为影响公众健康的突出挑战。预防为主同样是慢性病防控和公共卫生治理的根本遵循。疾控工作的价值不只在疫情来临时被看见，也要在“少得病、晚得病、不得大病”的日常成效中被衡量。

把多病同防转化为可操作的制度安排

《规划》提出“更加注重多病同防、平急结合”。多病同防是疾控领域标志性策略创新，不仅是技术路线的调整，更是对有限公共卫生资源如何产生最大防控效能的回答。

多病同防强调“以共性为纽带”的整合，本身就是“预防为主”在资源配置层面的体现，即用最小的制度成本实现最大的防控效能。

我国长期以来按病种分设的防控体系，在特定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，也存在资源分散、响应迟滞、协同不足的惯性。这种单病种各自为战的局面，不利于跨病种、跨领域风险的早期识别和一体处置，亟需强化统筹联动，健全疾病防控体系。

多病同防的落地，关键在于找到共性并围绕共性重构工作链条。就目前而言，呼吸道传染病的共同监测预警、虫媒传染病的媒介与病例协同干预、经血液与性传播传染病的综合干预、人畜共患病的跨部门联合溯源等，都具有可整合的制度空间。用一次检测排查多种病原体，用一套监测网络捕捉多种风险信号，用一次基层动员覆盖多类防控目标，用一项干预措施产生多重健康收益……多病同防不仅是技术层面的优化，更是治理理念的升级，其深层意义在于推动传染病防控从碎片化应对走向系统化治理。

把医防协同转化为打通基层末梢的体制突破

医防协同是“预防为主”在服务体系内部落地生根的机制保障。没有医疗系统的深度参与，疾控就是“一条腿走路”；没有预防理念嵌入诊疗全过程，医疗服务也难以完成向以健康为中心的转身。医防协同的深度，决定着预防关口前移的半径，医与防的两条腿都要加长、锻强。

《规划》明确提出“促进医防协同、医防融合”，并作出具有突破意义的制度安排，包括“实现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公共卫生科室全覆盖”“将医疗机构落实疾病预防控制责任纳入医院等级评审”“建立健全疾控监督员制度”“推进赋予公共卫生医师处方权试点工作”等。

这些举措的共同指向，是让“防”与“治”在机构、人员、服务层面更好咬合起来。以公共卫生医师获得处方权为例，看似只是一项执业资格调整，实质是打破公共卫生医师“能防不能治”的身份壁垒，使基层健康守门人具备提供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的能力，进而实现防、筛、诊、治、康一体化。

把新质生产力转化为体系能力

疾控体系现代化最终要落在能力提升，根本还要依靠科技创新。

当前，就是要将数智赋能和科研创新二者深度融合，把疾控的技术潜力转化为现实的防控能力。

在监测预警端，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正在改变风险发现的方式。基于症候群、病原学、药品销售、学校缺课、社会感知等多源数据的融合，使早期信号监测预警不再依赖单一渠道的报告。

在科研支撑端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加挂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的牌子，也是国家强化科研支撑的重要制度安排。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发挥好科研院所功能、战略支撑作用，要挂牌子，更需建机制，建立健全科研组织、项目管理、成果转化、人才激励等配套制度，让科研真正成为疾控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。

在应对准备端，新疫苗、新药物、新检测试剂等的快速研发生产能力，以及国门疾控的闭环管理能力，共同构成应对可能的下一次大流行的战略储备。

数智赋能和科研创新，不是疾控业务的附加项，而是现代化疾控体系得以运转的基础设施，更是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底线的基础保障。

也要看到，落实“预防为主”，必须依靠社会整体联动。

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明确要求，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，进行有效的健康自塑和管理。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，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。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，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、健康休闲。

这意味着，“预防为主”需要多部门协同发力，需要形成社会整体联动的“大处方”。疾控体系在其中的角色，是当好技术支撑者、标准制定者和科学倡导者，把“预防为主”的专业逻辑转化为全社会的行动共识。

把主动预防转化为治理自觉，把多病同防转化为制度安排，把医防协同转化为体制突破，把新质生产力转化为体系能力，这“四个转化”落地之时，疾控体系就能实现现代化，为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筑牢坚实可靠的疾控防线。

（作者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（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）主任（院长）、中国工程院院士）

（《瞭望》2026年第44期）